“让乡村孩子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这是我在数百位支教面试者的简历中，关于“你为什么想去支教”一栏里看到的最多的答案。然而，大学生短期支教究竟能否拓宽孩子们的可能性，将光亮带到乡村的一隅，已经成了社会上备受争议的话题。

笔者是武汉大学春晖公益中心（校级学生公益社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社团外联工作。今年我有幸参与了本社团暑期支教项目的筹备全程，也将在暑假前往山西壶关亲身体验支教。在与社团内部、支教地、志愿者的多方联络中，我感受到了“支教”带来的理想与热情的碰撞，也看到了各方背后复杂的利益考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困境。借此契机，我想以春晖公益中心支教项目为例，介绍各方在支教中的分工和支教项目的落地过程，并从项目的几个相关方的利益考量出发，分析当前大学生支教面临的困境并分享我的个人感悟。

一、支教相关方的分工

（一）组织者——公益社团

作为学校中最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之一，春晖以运行日常志愿服务项目（例如：陪伴留守儿童的“爱心花朵”项目和关爱敬老院老人的“夕阳生晖”项目）以及暑期支教项目为核心工作，其中暑期支教是主打的招牌。

春晖在支教活动中主管前期筹备与后期结项工作。在前期筹备中，春晖负责向校团委提交项目审批申请，联络支教学校，宣传支教活动，招募并面试志愿者，成立支教队并为队员提供必要物资（如定制队服、购买保险等）。在后期结项中，春晖负责形成社会实践报告，利用公众号推文形式进行支教活动总结，为支教队员与带队老师准备纪念品等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春晖虽然是支教项目的发起者，但社团本身与支教过程、支教队是相互独立的。这意味着，一方面社团成员只是支教活动的筹备者而非参与者，与其他志愿者在面试考核中机会平等；另一方面，支教过程如何开展主要由支教队决定，春晖仅提出基本要求与必要指导，此外对支教的具体过程不做过多干涉。

（二）志愿者——支教队员

支教队主要可分为两层。

一是领队层，即队长、副队长。领队层由往年支教志愿者与春晖主要负责人构成，人数在2~4人不等（按一支队伍计算）。在支教筹备工作中，领队需全程参与志愿者面试与选拔，建立支教队并为队员开展培训，与支教学校进行对接。在支教过程中，几位领队分别担任教学组、宣传组和后勤组组长，教学组长进行课程安排、教具准备、教案调整，建立一对一听课机制和课程研讨机制，召集队员开每日例会并进行工作总结、提出改进措施；宣传组长负责照片、视频的拍摄，进行会议记录，收集队员的支教日志并与春晖宣传部进行材料对接，方便春晖进行实时活动跟进，并在公众号展示活动成果；后勤组长包揽支教队员在生活起居、食宿等方面的物资购置任务，掌管财务经费，保证支教活动顺利开展。在支教结束后，领队与春晖实践部共同进行社会实践结项工作，撰写实践报告并提交学校认证，参与校级社会实践活动评选。

二是队员层。支教队员大多都是经过两次面试筛选，在几百位面试者中脱颖而出的武大学生——以本科生为主，也有少数研究生和外校学生，人数在10~20人不等（按一支队伍计算）。在支教开始前，支教队员需要接受至少三次培训，根据支教地需求、个人优势，选择、设计并打磨自己所授课程及教案。在支教过程中，每位队员负责1~3门课程的教授，并负责另一位队员的听课监督与交流反馈工作，参与工作例会并撰写支教日志，部分队员还需担任教学班班主任并管理学生日常生活。支教结束后，队员除了协助社会实践结项工作外，并无其他事务。

（三）参与者——支教地学生与家长

由于支教活动正值中小学生的暑假，春晖支教采用的是夏令营机制，由支教地学校组织学生报名参加。夏令营期间，学生需每天到校并按照课表上课，上下学由家长接送或在学校寄宿。

（四）协调者——支教地相关部门

支教地相关部门主要包括学校、直接分管该校的教育局有关部门及其领导。学校负责组织学生报名参加支教夏令营，为支教队员提供基本的食宿环境，辅佐学生管理等。教育局部门大多扮演审批、监督、宣传项目开展情况的角色。

二、本次活动的具体情况

在今年的学校联络中，我先与以往合作过的支教地进行联系，但多数学校均以疫情为由拒绝了合作申请。之后，我们与武汉大学选研会的学姐取得联系，由学姐在武汉大学选调生的联络群中发布我们的活动信息，之后便陆续有在全国各地锻炼的选调生学长姐与我联系。在综合了解各地区情况后，我们选择了山西壶关县、江西罗亭镇义坪村、广西阳朔县的四所学校作为今年的支教地（山西壶关县有两所学校）。根据学校学生数量和两轮面试考察情况，我们组建了四支支教队伍，共78名队员。支教队员计划授课内容涵盖语数英等基础文化知识以及科普、历史、手工、舞蹈等兴趣素养类型（课程设计均以不打乱学校教学进度为原则）。目前计划于7月17日至8月6日到四个支教地开展为期21天的支教活动。

三、支教相关方的利益考量与困境（主要以山西壶关为例）

（一）组织方寻找合作学校难

理论上讲，举办支教活动是相当简单的，只需组织者和支教地学校联系，并且支教地学校的学生及其家长有意愿参与，支教就可以开展。

然而现实中的操作却相当复杂。在本次寻找合作学校时，我发现，找到同意开展支教的学校相当困难，即便学校同意，上级教育局也很可能不下发审批文件，直接毙掉项目。

公益支教对于山区的孩子们是件新鲜事儿，能给学生带去不同的教育方式、教学内容，为什么学校和教育局却不愿办呢？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校和教育局均缺乏协助开展支教活动的动力和激励。

第一，虽然教育局和学校主管教育工作，但教育水平的高低与教育局领导和学校领导的晋升、薪资无关。办好了无功，办出问题担责，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教育局和学校自然不愿意开展支教。

第二，支教活动并不会立竿见影地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反而可能存在扰乱正常教学进度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学生因学习了支教所授兴趣课而不愿意学习学校基础文化课的情况。换言之，支教队离开后，学校还要花时间、想办法、做调整，把学生带回到正常的义务教育课堂来，这对学校而言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开展支教活动有一定的风险。如何保障支教队员和学校学生暑期在校安全，如何保证支教队员不给当地带去疫情防控压力，如何规避潜在风险，真出了问题又如何解决……这些都是学校和教育局面临的难题，也是他们在支教面前打退堂鼓最直接的原因。

第四，支教活动耗费的人力成本和物质成本无人承担。虽然支教队员可以自己支付路费、伙食费，但学校仍需为其提供必要的食宿条件。且暑假期间，学校不敢放任学生由支教队员全权管理，学校的安保人员、教师均需配合工作，如何说服他们加班、加班费用谁来出，这些都是学校和教育局需要考虑的问题。

学生受没受益不一定，又出钱又出力的学校和教育局倒是苦了自己，他们不愿做不愿办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虽然部分学校教师、教育局工作人员、学生和家长都有支持大学生支教的意愿，但他们的声音只能埋入沉默之海，很难影响上级的利益考量与决策。

因此，今年我在与很多以往合作过的学校联系时，校长们都是一口回绝我们的合作申请，大多以疫情为由，少部分则是直接不回复信息、不接听电话。就连本次的支教学校，据联络人说，也是“克服了万难”“鼓起勇气”才应下的合作。

（二）教育活动的政治化倾向

前文提到，学校和教育局都不愿揽支教这个担子，那合作是如何实现的呢？

今年达成合作的三个支教地有一个共同点——选调生学长姐作为联络人，充当支教队与支教地之间沟通的桥梁。选调生的加入便将党委相关部门牵涉进来。

以山西壶关为例，我们除了要向学校实时汇报筹备进程，还要向全国总工会驻壶关定点帮扶工作队、壶关县委组织部、壶关县教育局、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等等传信。

比如，我们在和壶关县对接时，除了与选调生学长、学校校长常沟通外，还有一个专门的微信群，其中有全总驻壶关工作队队长（挂职副县长）、壶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科科长、教育局负责人、两所学校的校长，而在这个微信群中汇报进程往往比私下与校方进行其他事项的对接更为重要。

为什么县委部门的加入能让合作迅速达成呢？

一方面，虽然教育水平的高低不会影响领导们的晋升和薪资，但县委组织部负责干部提拔事宜，教育局和学校不见得关心支教本身，但愿意或者说不得不服从组织部的安排。另一方面，县委部门和教育局除支教外，还有其他项目合作，会给予教育局一定的支教经费和其他项目上的资金补助，因而教育局愿配合上级推出学校承办支教。

支教本是教育局的职能所属，县委部门为何关心支教工作呢？

在与选调生学长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一些信息。

首先，全国总工会驻壶关定点帮扶工作队有意愿举办支教活动。工作队是原国定贫困县特有的组织，代表中央助力脱贫攻坚工作，承担着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他们认为，开展支教活动，一方面可以引入优质外部资源，拓宽农村学生视野，提升当地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和年度计划，是一笔出彩的政绩。在我看来，这是所谓“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间接体现，加强教育建设、让开拓的思想在代际更迭中延续，是彻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不可缺的一环。

其次，壶关县委组织部也相当关心支教工作。山西省委组织部正大力推进省校合作工作，如果武汉大学支教项目能在壶关落地，也是壶关县委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落实工作的表现。除了支教项目外，壶关县和武大还有其他合作，比如在当地建设了武汉大学乡村振兴服务站等，因而支教的开展既是省校合作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展示，也能与其他合作项目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县委部门和工作队的干涉是否对支教活动“百利而无一害”呢？

诚然，组织部和工作队的加入能让我们与学校迅速达成合作，其提供的经费支持可以为支教队员和学校节省开支，对工作的关注也督促校方为支教队员提供更好的教学设备与食宿环境，可以说是扫清了支教对接中的一些障碍。但不得不承认，这也为支教开展带来了一些弊端。

第一，政治因素（例如晋升提拔）的牵扯让人们对学校承办支教的初衷存疑，也让“支教如何开展”出现了潜在的分歧。以公益性为本位的志愿者群体与受到功利性左右的教育局、校方领导如何寻求对支教的共同定位，支教应该开展得更漂亮还是更实在，重心工作放在教学上还是宣传上…由于利益考量不同，支教地与支教队各有各的侧重，这种博弈与张力也将在支教全程潜伏。

第二，相对优渥的条件让支教体验打了折扣。虽然支教的质量并不以环境恶劣、条件艰难为衡量标准，但良好的条件确实让支教看起来丧失了一些味道，支教队员得到的锻炼也会有所减损。

第三，支教的优质条件无法长期延续到正常教学中。组织部和工作队全力支持支教，尽可能地为队员配备较好的教学设备、教具等，几乎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由教育局分管，教育局是否有动力、有足够的资金长期维系这样的设备供应水平需要实践检验。

第四，与多方交流拉高了沟通成本，降低了协商效率。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副县长、组织部长一发号施令，教育局负责人和学校校长就会立刻做出反应，但是往往也跟随一系列对县长、部长的夸赞和点赞表情包。作为学生的我们也需要融入这样的语境，用秒回消息的真诚态度，与他们一起感谢领导的付出。此外我们还有学生单独的小群、与选调生学长的小群，什么内容该在哪发、什么问题该找谁问、什么要求该怎么提、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这都需要经过慎重的考虑。不知别人是否有同感，我自己是有些反感和不适的。

是否各个支教地都呈现上述状况呢？

并非如此。三个支教地恰好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山西如上所言，由选调生学长搭桥牵线，我们需要在微信工作群以及私下找不同的人沟通；

江西是完全由选调生学长充当中间人，我们有问题与他交流，支教学校有问题与他交流，党委部门的安排也直接告知于他，我们几乎不与当地党委、教育局部门接触；

广西则是由校长与我们对接的，但是通过日常的交流频次、内容可以看出，校长并没有很热心支教的事务，也没有强意愿推进相关工作。直到后来由选调生学姐接手处理，我们的沟通效率才得到提高，诉求也得到了回应。

我猜想，三地之所以呈现如此不同的状况，是各地方的政治生态差异、学长姐的职位与性格差别、支教地承办支教目的的不同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不去追究这些细节，但我认为，三地的差异会导致其开展支教活动的质量差别。地方越重视，教学条件越好，在客观上就越具备获得更优效果的可能。虽然春晖和支教队在分配队员、安排课程时都会尽量寻求平衡，每一位支教者在支教过程中也都会尽己所能，但根源上的差别是我们只能尽量弥补却无法根本扭转的。

（三）支教的定位与意义何处找寻

如今关于大学生支教的争议点主要有二：

一是短期支教并不能提高教育水平，所谓的“改变”也更多的是志愿者的自我感动。残忍地讲，我们以播撒光亮为由踏入他们的世界，但与其短暂地照亮他们然后再把光带走，倒不如从未来过。

二是部分志愿者的支教动机不纯，完成社会实践任务、加活动分、美化履历等目的让支教变得不再纯粹，也有可能降低支教的质量。

以上两点争议，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想以春晖负责人和支教志愿者两种不同的身份和角度谈一谈我的想法。

作为春晖的工作人员，我自己似乎也无法为支教找到一个定位。支教是春晖建社以来一直在做的项目，我们也许各自有关于它的看法，但从未追问过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也不曾反思我们所做的是否真的有意义，好像一切都只是为了延续传统、启程未来。因为做得不错，所以我并不认为我们在漫无目的的前行，也不认为我们必须统一思想，给支教一个明晰的、刻板的意义，但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传承都要有目标和期望值，让工作人员充满热忱地、坚定地做下去。

作为支教志愿者，我想我能对这种目标和期望值作出一个解释。我认同短期支教无法提高教育水平、无法带来学生质变的观点，但我们的付出绝不是石沉大海的。我采访了多位往年的支教志愿者，他们有人说很多孩子对人生的规划就是尽早结束义务教育回家种地，有人说有些孩子留守在家性格逐渐孤僻冷漠，有人说校园暴力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然滋生……所以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给孩子们展示了人生的多面性，用耐心的开导让孩子们愿意打开心扉与人交流，用课程和教育抑制了校园暴力的蔓延。我们不会苛求孩子们学会哪些知识、掌握哪些技能、就此立下高远志向走向第二人生。我们只希望我们能为孩子们带去一段温暖的陪伴，他们能从我们身上看到除了囿于自己的小天地以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写了这么多，我对支教的情绪依然是复杂的。

我一面乐观着，乐观于相关部门的关注改善了支教条件、提振了学校的合作积极性，乐观于始终有人在组织、筹办支教这件事上坚定又果敢，乐观于我们能为孩子们带去不一样的世界和更多种可能性。

我一面悲观着，悲观于公益性的支教也许会逐渐流落为政治景观，悲观于我们不问来路的一届届接续会不会失了初心，悲观于我们带去了另一种可能性，但在教育资源匮乏地区长大的他们在争取这种可能性上就已经失去了先机。

我一面探寻着，探寻能否在公益性与功利性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实现互利共赢，探寻能否建立一种长效合作的支教机制让光亮永不流于无依之地，探寻除了陪伴，还有哪些或是实用、或是抽象、或是持久的，关于我们能为他们留下的痕迹，探索着支教如何真正成为多方受益的良性循环而非志愿者单纯的自我实现。

我一面想为春晖，乃至所有大学生支教群体寻找困境的化解策略，一面又想在支教中倾尽所能，来证明一切都掷地有声。

写在最后

写完这篇文章的三小时后，我将迎来春晖的换届大会，结束我在春晖两年的任职。不久我也将迎来暑期的支教，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我曾经很纠结，我想将我在工作中对支教的了解整理下来，去剖析其中的动机、激励、利益；但我又不愿用理性和冷静来解构我付诸一腔热情、并认为不该太过客观处理的事情。

可是相逢一场总要留下些什么，除了那些一板一眼的工作记录、招商合同等等，就把这篇文章作为我过去两年工作的一个收官吧！

............试读结束............

查阅全文加微信：3231169

如来写作网：gw.rulaixiezuo.com（可搜索其他更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