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和他们这一辈人一样是新民晚报的忠实读者,每天晚饭后就是看晚报时间,至今我只要一拿起晚报,眼前就会浮现出母亲读晚报时那种悠闲而又专注的神情。
时间真快,一转眼我母亲离世将近一年了,可是母亲的音容笑貌几次在梦中出现,她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母亲走的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看上去很是温煦,我们扶着母亲坐上轮椅车准备送往附近的医院。她患有严重的心衰,不住院随时可能有不测,那天她同意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轮椅车刚推进病房大楼,老人家的头已经低垂下来,进了急诊室后心电图上已经一条直线。无力回天,老人家走了,我只能自我宽慰,她选了一个有阳光的日子没有痛苦地走了。
母亲走了,做儿女的都成了没有爸妈可叫的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做孩子的感觉了,也许人生的经历真的就是一次次的告别。老人走了,感觉少了一堵墙,墙后面的那个世界无遮无拦的,赤裸裸地就在你眼前看得到的地方。
我母亲是1932年生人,外公外婆给我母亲起名日昇,一个朝气蓬勃的名字。估计是请了一位老先生给起的。1950年她从上海明德女子中学毕业,进入上海银行学校学习。1952年进了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在那里她和我爸相识,结婚成家,当时银行的同事们都说他俩有缘,我妈是日昇,我爸名晓峰,夫妇俩是拂晓山峰上的东方日出。1956年,党和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我母亲即响应号召参加了教育部门主办的短期师资训练班学习,以优秀的成绩成为上海市一所重点中学的人民教师,从此她在学校的语文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她既是一位优秀的语文高级教师,又是一位兢兢业业,诲人不倦的班主任老师,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我母亲和那时代很多教师一样,十分看重人民教师的身份,表里如一地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她的备课精细周到,我经常看到的场景是夜深人静了,她还在昏黄的台灯下凝神思索,对教案作反复推敲。我的中学时代还是“文革”时期,没有系统的语文教材,母亲总是以她的知识对我进行语法训练,她的方法就是让我改病句,通过改病句讲授语法的要义,这使我受益匪浅。
我没有亲耳听过母亲讲课,但是学生和她的同事们记得。母亲过世后,从学校的悼词里和当年学生在微信群里的回忆中,我得知母亲教学时的课堂节奏紧凑,重点突出,板书工整且设计有特色,还有那一手娟秀的字迹令人赏心悦目。有一位当年的学生后来也成为学校的老师,谈到了记忆中有一堂课讲的是《岳阳楼记》,我母亲一边讲,一边写板书,条分缕析地厘清文章的线索,等到板书完成,课堂上的学生们基本上能够跟着她的板书的要点背诵全文了。
她的同事们记得我母亲一辈子都酷爱读书,记得她推崇的一句话:教师的本钱一为善读,一为善写。她认为唯有教书者的善读善写,才能引领学生循序渐进地体会中国语言文字的美妙。为了让自己的每一堂课都成为精品课,她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她深知只有自己有了一桶水,才有能力给学生一杯水,为此她教书期间摘抄的笔记达几十万字,并且分门别类装订成册了几十本。及至退休她还是沿袭了职业习惯,读书必有笔记,读报就有剪报。我母亲善于深入思考,工作中从来不安于现状,总是挑战自我。她的同事们称其是一位不拘泥于教学现状,敢于创新和突破自我的好教师。她们至今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母亲撰写的论文《论教学中思维动力定势与意识创新》,当时这篇论文因其不言而喻的前瞻性引起了同行广泛的关注,获得大家一致好评。
在同事们和她的学生眼里,我母亲为人低调,平易近人,待人热忱,行事干练,做事认真。在课堂上她教学声音清脆洪亮,引经据典,妙语连珠时又是那样地意气风发,和她瘦小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从教三十多年,做了一届又一届的班主任,不管是哪一届的学生,他们都没有忘记那个看起来严肃,实际上古道热肠,具有一颗慈母心的小老太先生。有一位当年的学生后来也成了该校的高中班主任,这位学生至今还记得我母亲如何点评其作文,还记得我母亲去家访后,在暮色中匆匆离去的背影,她瘦小的身躯旁是“步高里”正大门的背景。前年重阳节,这位当年的学生特意网购了向日葵组合花卉,快递给我母亲。向日葵面向东升的太阳,蕴含着我母亲的名字,也蕴含着祝愿我母亲健康长寿的寓意。
我母亲一辈子善于隐忍。文革中由于我父亲的右派身份,免不了被反复批斗。我忘不了的一幕是在外滩天文台,红卫兵押着所谓的批斗对象去浦东农村劳改,我和外婆去外滩偷偷探视,只见我母亲脖子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在她瘦小身躯的映衬下,那块侮辱人格的牌子显得那般刺眼。后来母亲告诉我造反派将她居住的房子窗户贴满标语,使她在邻里面前抬不起头来。当时学校里有熟悉的老师受不了侮辱性的批斗在学校里跳楼自杀,上有老,下有小的她则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
我母亲为人通达,经过磨难的她早已看淡生死。我每次去看望或电话问候,她都说自己很好,当我为她的健康担心时,她都超然地说: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人都有一死,都这个岁数了,什么都不怕了,有病有痛,其实活得很累,一定程度上我是为你们活着。确实,进入风烛残年的她已经不惧死神的召唤,她担心的还是子女们的生活境况。我弟弟不幸罹患脑瘤两次手术,最后瘫痪在床,八十多岁的她只要有可能,或乘车或步行到我弟弟家和医院探望,给我弟弟带去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虽然她退休工资有限,但是尽其所能地给予补贴照顾。我深知她不愿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一定难忍这种悲哀,当我弟弟先她而去时,我们叮嘱家人不要将这残酷的事实告知于她,我们很怕她会问起我弟弟的病情,可是在我弟弟走后的一个月里,她都没有向任何人问过有关我弟弟的情况,连一句都没有问。也许亲人间有感应,她感应到了,也许她不敢问,不想破灭残留在心中的那一丝希望,更多的可能是她知道自己再无精力、能力关心我弟弟了,与其如此,省得多问,不做无用功了。
母亲,你爱读晚报,儿子在晚报上的这篇文字你在天上能看到吗?(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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