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张艺谋的电影《满江红》所涉及到宋与辽金的历史,作为辽金历史研究学者李旭光先生这篇论文值得一读,你可从中可以了解这段历史……
关于“大金得胜陀颂”碑,自清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代有研究精论,不一而足。尽管如此,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有待破解、廓清与回答。仅就所能虑及的问题连同以往学者的成果,做一点归纳。
概况。“大金得胜陀颂”碑,系由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金王朝第五世君王、金世宗完颜雍,为纪念金太祖当年誓师起兵反辽得胜建国,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太祖誓师之地所立。碑址位于今吉林松原扶余得胜镇石碑村东1·5公里处,方位为北纬45度21分27·8秒;东经125度36分46·2秒。由于岁月销蚀,其高度和规模已难得再现雄风。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显示,现存的得胜陀海拔为157·3米,幅员在1600平米左右。北距东流松花江10公里,东距拉林河7公里,近邻拉林河汇入松花江口的江河交汇处。得胜陀的西向有一弧形台地拱卫,台地高约50多米,得胜陀的周边是遍布的沼泽和湿地。
大金得胜陀颂碑就坐落在得胜陀上,现扶余已在碑址上建立起博物馆和高25·92米、独立塔楼封闭式的碑亭。该碑通高328厘米,由龟趺、碑身、碑额三部分组成。碑身宽85厘米,高177厘米,厚31厘米。碑额为长方形,高79厘米,宽100厘米,厚38厘米。龟趺碑座高72厘米,宽97厘米,长160厘米。碑身正面刻汉文30行、815字,由碑文题目8字、撰稿书丹篆额人91字、序言350字、颂词(骈文)352字、落款14字等五部分组成。
其内容,主要是记述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誓师起义经过、金世宗完颜雍立碑缘由,申明大金建国受命于天,歌颂金太祖与“今圣”金世宗功绩,阐述建碑意义,为该碑确定主题(碑的名字)并署撰写书丹篆额人名字等内容。碑的背面刻有同一内容、可看作对照和互相印证的女真文,刻有女真字33行、1433个,其中已经识读、翻译为汉文的986字,另有222字无释读(以道尔吉、和希格“女真文《大金得胜陀颂》碑校勘释读”统计)。
该碑最早见于典籍为清代的《吉林外记》(1823·萨英额),此后,又先后见于《吉林通志》(1891·长顺)、《东北舆地图说》(曹廷杰)、《东北舆地释略》(景方昶)、《伯都訥乡土志》(1891·伯英)和民国年间的《扶余县志》(1924·张其军)等历史地理著作。日本学者、国内学人对该碑的女真文、汉文内容多有研究著述。亦有将女真文译为汉文的学者。清代有碑文的拓片存世,传在北京图书馆和吉林省图书馆。该碑在清末被发现时尙被埋在土里,后又屡遭折损。民国初年的扶余县长孔宪熙首开对石碑保护先河。共和国成立后,扶余县、吉林省均对该碑的保护、修复做出积极努力。1961年该碑列为吉林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立碑主体。“大金得胜陀颂”碑的立碑主体,往往在介绍、研究时被忽略或是一带而过,应加以明确和强调。这不光因为碑文中没有落款,还因为立碑主体关系到对该碑的价值评断。从碑文的序言、颂词内容来看,应认定该碑为金中央政府,以及其代表人金代帝王世宗完颜雍所立。碑文从撰稿和书丹依据、立碑决策过程、颂词所持立场等三个方面,印证了上述观点。
一是在碑文的开篇中,开宗明义地介绍赵可、孙侯、党怀英三位,为撰文、书丹、篆额者。其中的撰文者赵可为翰林院正七品、从六品级别官员,篆额者党怀英为翰林院正八品、从七品级别官员,二人均为皇家御用文人;孙侯的级别应为正七品,或从七品,作为外官因立碑而充内任,表明其为通晓女真和汉文两种文字的书法家、翻译家,或许还曾在中央政府供职,至少是帝王信任和了解的应招文人。三人均为奉敕行事,赋予他们职责的是皇帝金世宗。敕,在这里代表的是皇帝世宗;
二是在碑文的序言中,叙述了立碑的原委及决策过程。大定二十四年的东巡金源故里,使得世宗驻跸上都时,联想到自己中兴大业所遇到的困难,勾起对祖父创业之初以区区两千五百之众誓师反辽,旋即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契丹王朝胆识勇气和期间“缔构之难”的感叹,进而形成“尽孝孙光昭之道”的初衷;“诏以得胜陀事访于相府”,类于决策前的咨询论证;“相府以闻,制曰:可”,则显为决策、部署。在这一整个过程中,世宗的思考、调研、决策、部署贯穿始终。在这里,诏、制,都是世宗的政令。
三是在碑文的颂词中,两次出现皇帝专有的“诏”字。一则“诏以其事,载诸颂声”,世宗诏令,通过立得胜碑为载体,歌颂祖先、“润录祖业”。当然,同时也会使人们自然地把太祖草创之功,与今圣中兴之业联系在一起,从中彰显世宗的远大志向及取得的功绩,以千秋帝业来凝聚人心;再则“配姬舆刘,诏于万世”,按照符合或相当于周文王、周武王的标准,汉高祖刘邦结束纷乱后形成的疆域,将金王朝的帝业薪火传承。诚如王富仁先生所言,这的确是一种政治上的嘱托。两个诏字的使用,前者,是对既往的表述、记述、追述;后者,则是对未来的指示、规定、要求。这在行文上,显然已经突破了颂词的规范,以及撰稿人身份的局限,说明此碑文应该经过金世宗的审查、订正、修改后才定稿。
特别是后一诏字的使用,应该就是金世宗所加。从《金史》中可以看出,金世宗对汉文化,特别是唐代以前历代明君及中华重要典籍多有了解研究,许多地方与唐太宗、辽圣宗效仿古贤、积极进取、虚心纳谏、广开言路的执政风格相似,说明金世宗本人具备为碑文把关的专家水准。
立碑目的。分析“大金得胜陀颂”碑文,联系金世宗朝的政治实践,可以看出,大金得胜陀颂碑的设立,集中体现出金世宗把金王朝看作是中华历代王朝序列中一个“正统”的替换朝代,所表达的是把自己纳入中华一统的政治立场和历史眼光,以及最终统一中华的雄心壮志。对于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女真王朝帝王来讲,以大金得胜陀颂碑所立万世贞石为声,所追求的 ,显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歌颂太祖起兵、誓师反辽战争的正义性。“辽季失道,腥闻于天”八个字作了最集中的概括。辽的末代之君道宗和天祚两朝,疏于政务、军务、外交,民族政策失措,且“禽色俱荒”。尤其是臭名昭著的“打女真”、“荐枕”、“银牌天使”、索取“海东青”等歧视压榨女真人的政策,使得女真人苦不堪言。特别是发生在天祚帝天庆二年的“头鱼宴”不快,阿骨打险被杀戮,从而最终下决心组织武装起义。腥闻于天,是说辽代得罪了天下人,只有取而代之一途可选。“辽季”中的季字,指一个朝代的终了,更是在强调,另一个王朝—-大金将取而代之。当然,金取代辽后自非辽可比,其控制范围已越过黄河,直抵江淮,金与宋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占据压倒之势,且最终进入中华龙脉传承的一个节点。
第二,歌颂金王朝受命于天的合法性。颂词中几次提到这一点:“国家将兴,必有贞祥”,“受命之符,孰云非贞”,“得胜之祥,如日杲杲”。这些都是在强调上苍对金王朝的眷顾、承认与护佑;“化被朔南,德侔羲轩”,直接歌颂有“小尧舜”盛誉的金世宗完颜雍中兴治绩;“六飞戾止,江山良是”等,则是在讲金王朝受命于天、得天下在人的辩证关系。六飞戾止的六飞,为天子之乘,亦为六騑,良马六之。
第三,祈福大金帝业传于千秋万代,即金王朝政权的长久性。“帝王之符,千载合契。配姬舆刘,诏于万世”,就是表达这样的理念。其中的“配姬舆刘”,应该是对后世即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性规定。配姬,是把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千古圣贤作为帝王标准,更是金王朝对中华大家庭的认祖归宗;舆刘,是强调如汉高祖刘邦一样守土开疆,结束秦乱,经营一统天下(《汉书·高帝求贤诏》:“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所传达的是政治自信、远大抱负,以及对中华历代名君的推崇,并将这些圣贤作为金王朝发展的样板和金科玉律。
碑文所蕴含和体现的中华文化传统。“大金得胜陀颂”碑,通篇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字里行间每每出现中华民族共同拥戴崇仰的历史人物,每每出现传世的经典文献和历史掌故,每每出现中原汉民族为代表的各民族传统习俗。“神道设教,易经著辞。厌胜之法,自古有之”;“文王有声,遹骏有声”;“武王戎衣,火流王屋”;“汉高奋剑,素灵夜哭”,以至于传说中的伏羲氏,史书中的唐玄宗幸太原,作为集官宦、文人于一身的柳宗元的“贞符之论”等,几于信手拈来,反映的不仅是撰稿人以致世宗本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汉文化的尊崇与融汇贯通,更是整个女真王朝对汉文化广泛深刻的接受。
深层次折射出的是女真贵族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内化。如碑文中反复出现的“天”字。“辽季失道,腥闻于天”;“皇矣我祖,受天之祜。恭行天罚,布昭圣武”;“灵贶自天,事骇观睹”;“天有显道,厥类惟彰”等。
天,所代表的是神灵、命运、万物的主宰等人们不能预知和掌控的最高权威与力量所在。“敬天顺人”,以至于“替天行道”等,是先秦以上溯到春秋的中华传统观念,用“天”来开路、说事,说服力自是毋庸置疑。碑文中还出现“孝”字,并把“尽孝孙光昭之道”作为整个立碑的出发点,自会产生对人们社会伦理方面的比较、考量与认同。当我们考察世宗生平思想之后会发现,这当然是完颜雍本人出于自然人、社会范畴的人、帝王天性的真实写照,但所反映的则是一个民族精神境界的自我超越。还有如访于相府后,相府以闻:“于义为允”,用作评价的标准是“义”;对今圣天子最精炼的八个字评价为:“化北朔南,德侔羲轩”。其中所礼尙的重教化,重君德,都是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
价值与地位。我觉得,判断“大金得胜陀颂”碑或是其它碑的价值,既要看其所立王朝、帝王(或其他立碑人),又要看其所为目的,更要看其所得以保留的历史信息,以及其在碑刻史、断代史的比较中所独具的贡献。以大金碑而言,其价值与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帝王帝业,政治领先。大金碑作为皇家碑、政治碑、治政碑,是由其立碑主体为帝王,碑文所及通篇为政治、军事、哲学(贞符之论)、神学(禳禬之法、厌胜之法)、军事地理(有卷者阿,望之陂陀)等内容,以及所传达的勤政、进取、长治久安、孝义、仁德精神决定的。而这些内容不仅超越了一般化地为祖上歌功颂德,而且决定了其在祖国北方所独具的高度、层次和领先地位。
第二,文化融汇,首开先河。凡碑自必有双面,但正反面就同一内容书镌两种民族的文字,可供对照、对译,以及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文化族群识读,该碑是首创。特别是把汉字镌刻在碑的正面(或许本无正反之论,也未可知。),应该是对汉文化的特别推崇和尊重,可以从中看出金世宗在团结其他民族、学习包容先进文化方面的胸怀和境界。也为后来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树立了样板,积累了经验,“制定了”规范。而碑文中所列中华圣贤、经典,则更加强了是碑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感召力。
第三,学术、艺术价值,无与伦比。大金碑在学术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以皇家颂词方式、以叙述事件方式,保留了迄今为止存世最多的一千多个女真文字。更为难能可贵的,这些文字不是呆板地、单个地留存,而是置于流淌、灵动、有机组合的碑刻文献实践中,这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去消弭对一些难于辨认文字的疑虑,更会有助于了解古人在使用这种文字时的理念、方法、习惯,知晓一些女真文字的使用范围和价值。同时也证明,在金代,虽经过七十多年金王朝苦心经营的“女真化”过程,汉语言文字,依然是民间流行且居于主体地位的语言文字,更是官方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证明,在实际应用中,汉字与女真字两者间在官方需要互译、对照时,汉文字是原本。
从《金史·百官》中可以看到,在国史院、翰林院中,均间设女真、汉人、契丹人充任,汉人、女真、契丹人在翰林院的比重为10:7:7,后来,随着文化融合的进程加快,契丹人的地位显然下降后,才逐步撤罢了其中的契丹人。石碑也间接地告诉人们,该碑的书丹者孙侯,就是能够同时驾驭两种官方文字的语文专家、书法艺术家。而汉字中的篆字,格外得到女真贵族的推崇。其次,是大金碑的文学价值。
大金碑以区区八百字,相对完整地叙述了金太祖起义经过、得胜陀形胜、种种大金得胜的吉兆,金世宗纪念太祖的初衷、内容、过程及世宗的治绩,反复论证了帝王之符,受命于天的观点,对大金王朝的不朽帝业进行了展望和政治交代等丰富的内容。行文流畅,叙、议融汇,散、骈叠合,文学形象的运用与抽象思辨概括结合,层次清晰,跌宕起伏。既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亦是一篇严谨的政论、不朽的浪漫史诗。再次,是大金碑的史学价值。
碑文中所及的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发生的缘由、时间、地点、经过等,基于太祖实录和“睿德神功碑”的确切记载,事实有据,来源交待清楚,所作的概括归纳又出自金代皇家御用文人和官宦之手,得到“今圣”天子、等于是汉学专兼政治家完颜雍的认可,其史料价值无与伦比。其成文于金王朝本身,又给后人提供了当朝者的自我解说。相比于元代学者成书的《金史》等典籍,更具说服力也更为深邃。而后人,特别是清以来一些学者衍生的一些文论,又给他们的后人留下新的史料。此外,是大金碑的书法碑刻价值。特别是在女真文字的书写方法上,为我们保留了比之于汉文字更为珍贵的原始范本,在探寻女真字的用笔规律、结体特点、章法运用、书法流变,以及内蕴的美学价值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不可估量和无以替代的地位。
第四,地理坐标,万世不易。尤其在大金碑颂词中所提到的“惟此得胜,我祖所名”,指明该得胜陀为金太祖定名。碑文中还说,“有卷者阿,望之陂陀。”这是对作为起义誓师之地得胜陀军事地理特征的高度概括:得胜陀是一处立于弓形台地拱卫的底边、湖泽水滨的岗阜,且邻近松花江、拉林河。该陀及周边地区视野开阔,易于大部队在隐蔽状态下集结、展开、机动,又有江河湖泽所形成的天堑。处在这样的地方藏兵、进行水陆两方面操练,可以从容躲避契丹耳目;作战时可以顺利进行攻防转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人们往往忽略该得胜陀滨水的特点,仅仅是说距拉林河东口有多远云云,没有对其邻近松花江,处在湿地群落中有更足够的重视,而大金碑对该陀两个地理特征则均有描述。相比之下,说明今人的研究在案头、踏访、拓展、概括上都有不足。
当然,大金碑的存在,重要的是文化历史坐标的永久性定位。我们可据以推定其它一些历史地名,进而了解一些历史事件与今天地域的关系。譬如《伯都訥乡土志》中,该地又作“隆科城”、“龙虎城”,使我们把该地与辽金时期流动的皇城及后来帝王驻跸地(龙虎城)建立起联系,也为古代该地曾有先民建立城邦(隆科城)提供了线索。
2015·2·3·11时56分草成,
至2015·3·4·12·24分又改。
3·11早,3·12日对“诏”字的使用及第六页括号中引文,以及通篇又做了补充订正。
李旭光简介
祖籍山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理事,中国楹联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散文《秋来查干湖》,收入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无语的查干淖尔之冬》,收入《人民日报》散文精选《风在诉说的时候》;《百余年来洮霍两河注入查干湖以及松嫩两江…的文献与图舆》,收入《辽金史论集》;《三石·九石》等几十篇散文、札记、随笔、诗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吉林日报》、《作家》等报刊发表。
(202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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