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不断地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小说文本中，被赋予多重文化内涵。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作家从自身的价值立场出发，不断对春节的文化价值进行重构。他们或持启蒙立场将春节纳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视野中，或用革命话语把春节改造为革命活动的表意空间，或在抗日战争视角下表达对春节期间个体生存境遇的关怀，或秉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把春节看作民族身份认同的民俗节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春节复杂多样内涵的重构，既凸显春节独特的叙事价值，也透视出现代文学场域的复杂性。

关键词：现代文学；春节叙事；启蒙；革命；自由主义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介质，在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它所显示的习俗形态、行为规范与价值认同，承载着中国民众祈福、团聚、希望等诸种生活态度与文化性格，映照着彼时中国社会诸多层面的状貌。诚如学者何星亮所言：“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大、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是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节日。它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审美情趣于一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春节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一直是文学作品书写的重要对象。当春节进入现代文学的书写视野时，由于作家基于不同的叙述立场，对传统春节进行多方面改造与重构，从而使春节叙事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征。

一、反传统的批判立场：启蒙主义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传统的岁时节日一度被视作阻滞现代文明发展的障碍物，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就宣布废除夏历纪年，取消大多数传统节日，推广一套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新节日，借以打造崭新的国民意识。”1914年，民国政府将夏历岁首由以往的“过年”正式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则变为阳历的1月1日。随后诞生的“五四”新文学，在科学与民主口号广泛传播的影响下，更是将春节纳入文学启蒙的范畴，并赋予其一种文化批判的色彩。

鲁迅创作于1924年的小说《祝福》通过讲述鲁镇四次过春节的场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出发，展现了祥林嫂作为“老中国儿女”一代所背负的沉重精神负担。鲁迅在《祝福》开篇描绘春节期间鲁镇的热闹场面：“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示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这种喧闹的春节景象和祥林嫂最终的落寞结局，形成强烈的对比，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鲁镇民众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漠不关心以及麻木不仁。小说中鲁镇之后三次过春节的情形，则是在“我”回溯性追述祥林嫂凄惨的身世中展开的。勤劳能干的祥林嫂在鲁镇过春节前来到鲁四老爷家，帮助完成家中过年期间大大小小的事务，赢得鲁家人的好感，但春节刚过，她就被婆家人强掳回家。小说中第三次提到鲁镇过春节，则是卫老婆子去鲁四老爷家拜年时顺便提及祥林嫂被强掳回家的情况。婆家想通过祥林嫂的再次下嫁，为小叔子筹集彩礼，她虽做出过反抗，但最终被迫屈服，无法摆脱封建夫权的迫害。小说中最后一次叙述鲁镇的春节场景是在祥林嫂再次回到鲁四老爷家之后。遭受丧夫失子之痛的祥林嫂被大伯强行收屋赶走，走投无路的她又回到鲁四老爷家谋求生计。但她被视为不祥之人，鲁四老爷拒绝让她参与家里春节期间最重大的事件——祭祀，每逢祭祀便将她冷落在一边，并最终将其解雇，这种冷漠态度加速了祥林嫂的不幸结局。祥林嫂最终无法摆脱封建神权的精神迫害，不可避免地走向人生的末路。从鲁镇四次过春节的场景看，鲁迅将春节视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符码，将其置于文化批判的框架之中，以此揭示封建夫权、族权以及神权的吃人本质，从而凸显反封建的政治文化批判意义，这显然淡化了春节作为岁时节日的民俗意义。

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中，春节成为祥子人生命运发生转折的重要分水岭，春节原本的节庆氛围为祥子的悲苦际遇增添了悲情色彩。对于祥子这种栖风宿雨的人力车夫来说，春节通常意味着“节赏与零钱的希冀，新年的休息，好饭食的想象”。可是，虎妞假怀孕的逼婚方式却将这一切变成了不可能。春节前夕他遭遇孙侦探的敲诈，连带丢掉了赖以谋生的活计，买车发财的梦想破灭。走投无路的祥子被迫向虎妞妥协，但这为祥子的不幸婚姻以及此后深陷堕落的命运埋下了隐患。老舍着重叙述春节期间遭遇一系列祸事的祥子由充满希望到彻底失望的人生状态，在揭露旧中国社会黑暗的同时，也展现了祥子的愚昧状态。

与鲁迅和老舍在小说中以减弱春节民俗意义的方式来表达启蒙思想不同，巴金则是以一个封建大家族春节期间的习俗为展示窗口，鲜明地表现出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控诉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在《家》中，巴金详尽叙述了高公馆春节期间的风俗习惯。除夕前一天是高家规定“吃年饭”的日子，堂屋中间特意摆放了两个大圆桌，上面一桌是高老太爷、陈姨太等诸多长辈，下面一桌是觉新与他的弟妹们。每张桌子旁边除各房的女佣、丫头外，还配备有三个仆人，分别负责斟酒和上菜。在高家众人“吃年饭”觥筹交错的同时，公馆门外的讨饭小孩却在哭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画面跃然纸上。除夕当日，高家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举行敬神祭祖活动，相互拜年庆贺。仆人高升却在凛冬中站在公馆门外，只为讨几文赏钱。高家众人过年的欢欣愉悦与高升的凄惨落魄形成鲜明对比。高公馆春节期间的日程基本被赌博所支配，骰子声和牌九声一天到晚没有停歇过。直到后来，觉慧、觉民等一众年轻人为高家长辈们带来新奇的烟火展览，高公馆才算是增添了一些生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喻了以觉慧、觉民等为代表的新青年与以高老太爷、克定等为代表的卫道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五四”新文学作家基于启蒙主义立场，把春节涵纳到传统文化的范围内进行批判，上述小说便是典例。这种为了启蒙而弱化春节民俗价值的叙述策略，虽然表现了彼时社会语境中的节日情形，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春节作为岁时节日的文化意义。

二、政治逻辑重构民俗：革命文学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与启蒙文学不同，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则是通过运用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去重新解读春节的历史内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革命文学对于春节情形的描绘，不是为了刻画地方民俗特色，而是要进行政治化的书写，以形成清晰的革命活动链条，因而往往弥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总体上看，春节在革命文学的艺术表现中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民众悲惨境遇下的春节，二是火热革命斗争中的春节，三是革命胜利后的喜庆春节。这三种类型的春节书写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叙事逻辑，即暴露民众与春节喜庆气氛形成反差的凄惨生活，于是民众们便被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斗争，最终实现民众们团圆过年的美好愿景。

在第一种类型中，作家往往将民众的苦难生活与春节的喜庆节日气氛进行对比，利用春节揭露反动政府统治下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茅盾的《林家铺子》中，林老板为了维持自家小百货商店的生意，先后在春节期间推出“大放盘照码九折”“大廉价一元货”等自救措施，但这些举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国民党官员的盘剥、放贷者的敲诈以及同业者的暗算下都无济于事，最终林老板带着女儿深夜出逃，林家铺子如同小镇上的其他商铺一样无法挣脱春节期间破产倒闭的结局。叶紫的《杨七公公过年》中，七公公一家在家乡与地主抗争失败后，自驾船逃到上海寻求活路，可是生存的希望一次又一次遭遇毁灭性打击：儿子福生先是贩卖小菜被逮捕，而后又在罢工风潮中被判刑；七公公在沿街叫卖香瓜子的过程中，被巡捕欺压殴打；孙子四喜儿更是在饥寒交迫中病亡。最后，在春节期间燃放爆竹的喧闹和他人的欢声笑语中，七公公含恨而亡。总之，无论是林老板一家还是七公公一家，春节的节庆气氛均不能改变他们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反倒更衬托出他们的悲凉与不幸。革命文学中的春节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岁时节日，而是被设定为传达底层境遇的特殊时间节点，构成一种社会残酷现实的隐喻。

在第二种类型中，作家往往侧重于描写春节期间开展的革命斗争活动，利用春节期间群众聚集的契机宣传革命，形成一种与民众同甘共苦的革命想象空间。例如，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中，正是借助春节期间白狗娶亲的时机，铁锁向李家庄众人讲述了共产党员小常的事迹，在破除“共产党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谣言的同时，粉碎了小喜等人的“防共”阴谋，这为后来在李家庄开展根据地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以春节作为革命斗争的特殊时机最为经典的文本，当属马烽、西戎共同创作的小说《吕梁英雄传》。在历经侵华日军长达一年的袭扰后，康家寨的村民们终于挺到了春节，“家家都是想尽办法籴米买面，割肉打酒，忙着准备过年”。然而，侵华日军也正是看准民兵春节期间防备懈怠的时刻，由猪头小队长联合汉奸桦林霸一起血洗了康家寨。在得知村民们受到侵犯的消息后，老武带领武工队全体成员赶赴康家寨，不仅给受难群众和死难家属带来救济粮与抚恤金，而且在康家寨成立村公所以巩固根据地。康家寨的村民们非但没有磨灭抵抗意志，反而在共产党干部的帮助下重新获得过年的欢愉，并由此坚定了抗战到底的信心。

在第三种类型中，重点表现根据地群众在“翻身当家做主人”后第一次过年的新气象，柳青是这方面突出的代表作家。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创作的《在故乡》《喜事》《土地的儿子》等小说，都是以展现革命斗争胜利后根据地春节期间的崭新面貌为主要内容。《在故乡》以革命干部回乡探亲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展示了根据地土地改革完成后民众们忙碌热闹的春节生活。《喜事》以故乡春节期间娶亲送“喜糕”的风俗为切入点，在表现根据地农民粮食富足的同时，着重突出他们“精神上翻身”的一面。《土地的儿子》以群众自发慰劳革命干部和根据地政府给抗日家属派送“年茶饭”的事例，传达出民众对根据地政府发自内心的拥护以及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景象。根据地民众除了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极大提升外，还在相关习俗上进行了同步更新。例如周立波《暴风骤雨》中描写的春节集会：“过年时节，也在开会。抠政治，斗经济，黑白不停。全村分六个大组，同时进行着。六处地方的灯火都通宵不灭，六盏双捻的大油灯嗞嗞地响着。”小说侧重于表现根据地军民团结斗争的精神面貌，春节期间所增加的“政治集会”习俗，从规模和形式上看是隆重、热闹的，但在内容上与春节团圆如意的节庆意义大相径庭，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社会意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濯的《第一个新年》把春节“除旧布新”的寓意延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上：“今天是咱们新国家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新‘新年’……今天还有千百万人在前方流血，过去前后方更不知牺牲了多少同胞骨肉！我一定记住他们，跟毛主席走到底，战斗到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种对春节更为彻底的政治化书写方式，春节对于生活在新生国家的人民来说，还负载着继续革命的动力。

革命作家运用春节独特的节庆氛围，使其在革命生活的情境与革命表述的逻辑中形成新的意义场域，并赋予前所未有的政治属性。与启蒙作家相比，春节在被革命作家改造成革命活动的表意空间后，其作为岁时节日的节庆意义被进一步消解。春节成为革命作家表现阶级斗争主题时便捷有效的展示空间与特殊时段。

三、节日氛围映衬民族苦难：抗战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当革命文学以浓厚的政治色彩改造春节时，抗日战争视角下的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在民族生死危亡的时刻，普通民众如何于战火中度过春节这一传统的团圆佳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众的春节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普通民众不能安心享受春节所带来的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即使在春节期间，民众们也会受到日军炮火的侵袭，不得不逃离家园、远赴他乡避祸。抗日战争视角下的文学作品，通过对沦陷区以及战时大后方民众春节期间生活状态的呈现，来表达对战争年代个体生存境遇的关切。

钱钟书在《围城》中，描绘了方老先生一家在1938年春节期间的离散境遇：“阴历年底才打听出他们踪迹，方老先生的上海亲友便设法花钱接他们出来，为他们租定租界里的房子。一家人见了面唏嘘对泣。”对于方老先生一家来说，春节由欢声笑语地“好日子”变为流亡他乡的“逃难日”，惊魂未定的紧张情绪取代了团圆欢聚的天伦之乐。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先后失守。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多数民众深陷战争的恐慌之中，但仍有不少人“悠闲自得”，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照旧“惬意地”欢度春节。《围城》中如是记述道：“阴历新年来了。上海租界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钱钟书在表现战时状态下民众流亡逃难境遇的同时，也讽刺了部分民众不顾战事危急而沉溺于享乐的心态。

与《围城》中的方老太爷一样，老舍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也被迫流亡他乡。离开北平的老舍，在春节来临时思乡之情更为浓厚，思念家人与北平的年味。1944年老舍开始创作表现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小说第二部《偷生》在小羊圈胡同市民对今昔过春节的不同感受中，揭示了战争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小说借小顺子和小妞子之口，讲述了祁老人往昔与他们一起过年的趣事：“在以前，每逢柳树发了绿的时候，他必定带着他们到护国寺去买赤包儿秧子，葫芦秧子，和什么小盆的‘开不够’与各种花仔儿。”可是，随着侵华日军占领北平城，小羊圈胡同的平静生活被打破，小顺子和小妞子发现连春节与往年相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年，他连萝卜头，白菜脑袋，都没有种，更不用说是买花秧去了……这时候不正是卖豌豆黄，爱窝窝，玫瑰枣儿，柿饼子，和天津萝卜么？怎么爷爷总说街上什么零吃也没有卖的呢？”春节对于民众来说意义重大，但战争造成的物资极度匮乏的窘况，使得身处沦陷区的祁老人一家丧失了昔日过年时节的兴致，如此一个喜庆而又热闹的节日变得冷清和寂寥。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共同发表《开罗宣言》，进一步明确协同抗日的宗旨，巩固了反法西斯联盟的关系，中国人民也渐渐看到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对于饱受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1944年的春节是一个颇感宽慰的节日。同年，茅盾和叶圣陶分别发表了描绘战时大后方民众春节生活的短篇小说《过年》与《春联儿》。茅盾的《过年》叙写了公事房职员老赵过年采购年货的行为与感受，展现出战时大后方物价飞涨的实际状况。尽管生活处于极端贫困之中，老赵仍然尽力置办年货，特意为家中的孩子们购置了年礼——猪油年糕，尽其所能地让一家人感受到春节所带来的喜悦，表达自己对抗战胜利充满希望之情，正如小说结尾处所说：“人，总得有个希望呵，人是要希望来喂养的罢！”叶圣陶在《春联儿》中表现了民众在固有的春节庆祝仪式中增添的抗战元素。小说中从事拉车行当的老俞原本对生活充满信心，一心想着在腊月间出售两头年猪来积累做小买卖的原始资金，可小儿子的意外死亡使他丧失了人生前进的动力。大儿子在外坚持从事抗日斗争，接连的胜利喜讯使得老俞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恢复了往日的活力。自抗战以来已经许久没有贴过春联儿的老俞，请求“我”给他写一副春联儿来驱除晦气，于是，“我”就拟了一副非常贴切的春联：“有子荷戈庶无愧，为人推毂亦复佳。”叶圣陶把抗战元素与老俞的春节庆祝活动相结合，不但寄寓了早日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期望，而且用以激发民众团结一致继续抗战的信心。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广大民众的春节由阖家团圆的节日变为炮火连天的“春劫”。饱受苦难和不幸的民众，在战时唯一的祈愿就是抗战尽快胜利，和平尽早到来。抗日战争视角下的文学作品以战争年代民众过年的境况，叙述了战争将民众春节团圆的美好愿望撕裂成流亡他乡、物资匮乏的悲惨现实，在展示战争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亦表达了对于个体生存境况的悲悯与关切。

四、彰显民族文化记忆：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当一些作家采用启蒙视角、革命视角以及抗战视角对春节进行不同侧重的叙事时，一些作家却秉持自由主义的视角，对春节展开纯然文化意义的表述，通过对春节习俗的正面描写来凸显其作为岁时节日的文化价值。早在1935年，著名民俗学家娄子匡就曾编写并出版过《新年风俗志》一书，翔实地记述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甘肃、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13个省份共27个地区的新年风俗，最大可能地存留这百年间原汁原味的“年味”。正如该书“序言”所说：“一年里最重要的季候是新年，那是无可疑的。换年很有点儿抽象，说换季则切实多了，因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与生的转变，于生活有重大关系，是应该特别注意的，这是过年礼仪特别繁多的所以，值得学子调查研究者也就在这地方。”与此相呼应，对于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春节，作家们在文学作品中进行多层面的叙写，或侧重于展现春节作为辞旧迎新节日的一面，或重点表现春节在敦亲祀祖方面的风俗礼仪，或把春节当作民众集体参与的狂欢节日。

春节虽然被指定为农历正月初一当天，但春节的活动却并不仅限于这一天。一般从腊月二十三小年起，民众们便开始为春节做准备，如打扫房屋、裁剪窗花、粘贴春联、置办年货、添置新衣、理发沐浴等。这些准备工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辞旧迎新。丁玲的短篇小说《过年》中把传统意义上的春节准备活动“过小年”称为“小孩子过年”，自幼寄人篱下的小菡终于盼来了过年，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她才能体会到久违的亲情与快乐。张恨水笔下的春节则呈现出现代化意蕴的“年味”，反映出传统节日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强大的自我融合能力。长篇小说《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嫁入金家后迎来的第一个春节就被铺张华丽的场面所震撼，代表着新式文明的电灯泡和万国旗竟也属于年节的装饰物品：“只见那些听差和老妈子，分批在扫院子擦玻璃，走廊上沿着花格栏，一齐编上了柏枝，柏枝中间，按上大朵的绸花和五彩葡萄大的电灯泡。廊檐下，一条长龙似地悬着花球和万国旗。”

春节作为敦亲祀祖的节日，与我国的农耕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正是通过春节这一重大节日，加深人们血缘上的认同，增进情感上的沟通。除夕夜，全家人欢聚一堂，吃“年夜饭”，一起“守岁”。到了新旧年交替的时刻，鞭炮齐鸣，各家各户焚香致礼，祭拜天地与列祖列宗，然后依次给长辈拜年，继而同族亲友互相致以新年祝福。张恨水在《金粉世家》中详尽地描绘了国务总理金铨一家祭拜祖先的虔诚场景：“供案前，有两只五狮抱柱的大烛台，高可四五尺，放在地板上，上面点了饭碗粗细的大火烛，火焰射出去四五寸长。再看那些桌上陈设的礼器，也盛了些东西，都是汤汁肉块之类。家中大小男女，这时都聚齐了……在这种爆竹声中，男女依着次序，向祖先行礼。”除了祭拜祖先之外，除夕夜还需要敬畏神灵，民众们通常借此酬谢诸神过去的关照，并祈愿在新的一年中得到更多福佑。如丁玲《过年》中叙述小菡一家敬神祈福的画面：“十斤的大蜡烛点起时，香炉里的檀香也燃起来了。影像前，观音菩萨前，天井角，所有的地方都为蜡烛光辉煌照着，八盏吊灯也点燃了。”

春节更是民众娱乐狂欢的节日，在此期间，各种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竞相开展，舞狮子、赏花灯、扭秧歌、踩高跷、逛庙会、饮酒、唱歌等，为新春佳节增添浓郁的喜庆气氛。作为乡土抒情作家的沈从文，对于故乡的自然风俗有着深深的文化眷恋，在作品中总是力图展现一个未被现代文明入侵的湘西边地，以此建构人性纯净的牧歌世界。《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开篇便描绘了一个未经世俗和官吏染指的原始边地，北溪村的民众在春节时“能吃不上税的家酿烧酒，还能在这社节中举行那尚保留下来的风俗，聚合了所有年青男女来唱歌作乐，聚合了所有老年人在大节中讲述各样的光荣历史与渔农知识，男子还不曾出去当兵，女子也尚无做娼妓的女子，老年人则更能尽老年人的责任”。而当北溪村要设置官吏时，有七个人一起搬进山洞来表达抗议。在第二个春节到来时，许多对旧时风俗怀念的人想起了山里的七个“野人”，纷纷搬进山洞来迎接春节。北溪村的民众以春节时尽兴饮酒的狂欢活动来反抗法令政策，抒发对自由自在的世外桃源生活的向往。

春节的风俗活动异彩纷呈，无论是鞭炮驱傩，还是祭神祀祖，都表现出民众对人寿年丰、吉祥如意的不懈追求。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春节叙事，在表现风俗活动原生态与多样性的同时，彰显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春节实际上是一个融庆贺、祭祀、娱乐为一体的盛典，秉持自由主义视角的作家也正是通过表现春节丰富的节庆意义，来建立并巩固中华民族在血脉上的联系。

结 语

节日是一种不同于平日的特殊时间节点，有着迥异于日常的特殊氛围，正如泰勒所指出的，“节日是在一个共同行动/情感中融合的时刻，它让我们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并且看上去让我们接触到了某种超出寻常、超出我们自身的东西”。在中华民族众多的传统节日中，春节以其独特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成为现代文学中意蕴丰富的文化景观。不同作家笔下的春节叙事建构出多样化的春节意义，这既反映了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承载媒介的丰富与厚度，又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复杂性与思潮的激荡。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互异性的春节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春节本身的节俗意义，而成为作家阐释自身思想的一种文化符号，造成春节在文学书写中丧失其作为民俗传统节日的完整性。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思想信仰各不相同，故而他们对春节的解析与表现也不尽相同。通过对现代文学中春节叙事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文学与民俗之间的互动规律，深入理解作家的思想立场与书写对象之间或意义增值或简化或变形改造的诸多想象方法。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2年第8期“文学与艺术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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