庠序之教的庠序是什么意思，谨庠序之教的庠序是指什么！

时代下“君子”内涵的道德力的缺乏

在解决了父子关系的道德性约束之后，似乎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使得孟子所说的父子相夷的结果更加不可能了。实则不然，在为父子人伦关系加上道德王冠之后，问题就得到了转换，即要说明时代下君子这一称谓之中所包含的道德品行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如果君子就是那个道德品质高尚的君子，《孟子》书中的逻辑推论是不能够成立的，即不可能出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的局面。欲要明了这个问题，就需要先简要的介绍其所处的背景再结合孟子对于现实之中君子的道德水平的评价就会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列传》中论及孟子所处时代的情况时写到：“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和。”由此可知在现实环境的积习之下，上下重利因为世风习俗的重利更加造成了扰攘纷争的社会乱局。

此种观念于《孟子·梁惠王上》之中就可窥一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时魏国战事失利，梁惠王招纳诸贤者，孟子闻讯而来希冀一展宏图之智，上来便是一盆冷水，梁惠王直截了当问他你来可以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

足以见证时代逐利之风，孟子理想高雅之气。当时之世，君子并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性的称谓诸如方术之家亦是自称君子、贤人。那么是否孟子思想中也存在着在这样的落差呢？在正式说明所提出的问题之前，需要讨论的式公孙丑所问的君子的涵义。诚然若是公孙丑所说的“君子”是一个具备品德高尚之人，缺失也应该有他这样的疑问，但是弱国已经预设了这样的道德水平，那么孟子的回答不但不能解释公孙丑的问题，相反会使得公孙丑的更加迷惑，其岂会就此而终结？所以笔者认为这里的君子所代表的不是那个具有高尚品质的君子。

《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说到：“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这是齐王问孟子“然则圣人且有过与？”孟子所随性而发出的感慨，他说，古代的君子听到自己的过错之处，就会马上改正过来，现在的君子呢，已不似从前，虽然有过确实顺遂而去，并不能改正过来。

古代君子的过错如日之在天，昭昭明明，大家都能够看到，而正因为其能迅速改正所以人民皆敬仰其德行，但是与之成对比的是现时的君子不仅仅顺遂过错，更是对于巧言辞辨，以图欺世盗名。很明显这里明显的表达了古今君子的差异之处，且主要的差异就在于个人道德涵养中的知错能改，这些差异之处也说明了君子这一称谓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之中已经不足以承担其该有的道德伦理责任。

以现实之中的君子标准来看这样的父子相夷的结果自然是不会再质疑这样的结果，因为他们并不会知错而改，就会造成孟子所说的“以正不行，继之以怒”与“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行于正也”结局的出现。在论证了父子相夷的结果的可能性之后，孟子言语中自身的逻辑进一步得到巩固。但是孟子后面所说的“古者易子而教”又与前文的整个逻辑产生了矛盾。由此有的学者就提出了不责善并非不适用于现在，而是适用于三代之时，例如清代的盛大士，他认为父子不责善仅适用于三代之时的观点由清代的学者盛大士，他认为后世与夏商周三代的情况有了极大的区别，已经不具备“父子不责善”的条件。他说：

《学记》云: “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则孟子断弗与之游矣。

在盛大士看来，因为夏商周三代庠序之中的机构设置和教育内容的设定已经相当完备，足够使得学子的道德水准达到一定的水准，不需要父子之间互相督促，更不需要易子而教，责善的责任归于庠序之中的师者；而三代之后师道不复，庠序之教濒临崩溃，这就切断了学子养德弃恶的途径，致使父子不责善的可能性消失了，即父子不得不责善。盛氏所言确有其理，果如其言则似有可通之处，然而其中却缺乏对于历史事实的考证与孟子逻辑推论的思考。

据涂可国先生考证，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士大夫阶层确实存在“易子而教”的行为，这与盛氏所言确有截然相反之处；再者三代之时确有庠序之教，然则其教育之实效是否如盛氏所言确是有待考察，纵观三代之史虽有百余年之为政，然而除却创业先王与中兴之主由赫赫威德之外，其余也大多平平致使政权的不断跌宕，虽有禹汤文武等诸位贤王存世，但是其后代之中亦是不乏有桀纣周幽此类的暴乱之徒，而作为最上层的统治者，他们所拥有的教育资源与传授德业者毋庸置疑是最高水平的，他们德业尚且不保，又如何保证其他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呢？孟子也说“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天之无日，民岂可活焉？

在语言逻辑上，虽然盛大士所说的情况确实足以说明“势不行也”的慨叹，但是对于孟子的到不责善的逻辑进路却不符合了。孟子得到“父子不责善”的逻辑进路由父教子而出发，最终由于教之而不能行导致相夷，或父教以正而己身不正最终造成父子相夷的结果，然而如盛大士所提供的假设，父亲根本不需要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而是由庠序这样的教育机构来全权承担，那么孟子的论证基点父教子就荡然无存。

另外如其所说，战国之后学校不修，道德世风日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责善将会是一种社会风气，那么父子之间一定是如匡章一样被世人斥为不孝之人，父子相离的结果就会大兴其道，很明显若是如此与后文“离则不祥莫大焉”中所蕴含的伦理倾向相违背，即孟子认为父子相离并非是一个好的事情，是不符合家庭伦理道德的。从匡章的例子来看，匡章为世人皆称其不孝，而在孟子看来匡章并未有任何不孝的行为，因为未有任何有违于孝的标准，那么为什么世人称其为不孝呢？在孟子看来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父子之间责善，但是匡章之父又不能改正“继之以怒”，匡章为全父子之恩不得不终身不养。这里孟子显然有为匡章辩解之意，又岂是盛氏所说的“孟子断弗与游”？

通过以上两点足以见盛氏所言之非，实是强说孟子之意。

虽然对于盛氏的言论进行了论证，但是于此中还有基本的史实上仍然有矛盾之处，其一就是所谓古者易子而教的事实究竟是否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二孔子之子子鲤是在孔子门下受教的。必须承认的是，第一个问题是属于文献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并非是用哲学的方式可以解决的，需要多学科合作；但是第二个问题绝非是致命性的问题。孟子对于孔子可以说是具有敬畏之心，为不能受到孔子亲炙而感叹，为了能够说明问题，权举一例来说明：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孟子：“伯夷和伊尹怎么样？”孟子回复说二者行事之道有所差异，接着分别叙述了伊尹、伯夷和孔子的行事方式，在做了对比之后孟子说伯夷、伊尹、孔子，都是往古的圣人，自己并未能做到像他们那样，就个人的心愿来说，更愿意学习孔子。如孟子所说，伯夷、伊尹与孔子均是古时之圣人，所谓圣人参同日月，德和造化，是中华文化中人们所能做到的最高境界，然而孟子却独独选择了孔子代表自己的意象，足以见其对于孔子的诚敬之心，其岂有不知孔夫子夫子之间教学之实例？

笔者认为孟子正是继承了孔圣之心传，诚如孟子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19实是孟子笔下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行为规范。当然这并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究竟在孟子眼中孔子所以为圣者究竟胜在何处？

《孟子·万章下》中有分别对三位先正所被称谓圣的原因做了一个介绍，他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通过与孔子圣者的行为先比较，不难看出，孟子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圣者在其能够与时偕行。时者势也，自古以来我国都有关于时势与英雄的论辩，不管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都是有着片面性的，如孔孟二者不可谓无《中庸》之中所谓智、仁、勇之三达德，孟子说如果孔子能拥有方圆百里以施展才华，则能使天下归心，对于其己身评价亦是说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当世天下除了自己虽又能够扶危济困使天下安定太平呢？

能有如此之信心与信念，实是不能说二者无智仁勇之达德也，确是时之未遇，不能施展其才华，确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说相应。在明了因时制宜的思想之后，结合前文中所说的“君子”本身品行的变更自然能够更加清楚明晰孟子对于责善的时代性与道德性的约束，不能泛泛而谈。

——軫燾书于湘潭大学碧泉书院（2022年初至10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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