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不断采集民间交际礼俗,以制定礼制。故有关民间交际礼俗的文字虽少,从礼制一端亦可反观礼俗盛衰。秦、汉两代是制礼的低潮时期,故上述紧承秦汉的六朝交际礼俗的发展状况亦不过如此。唐代达到制礼的高峰,至此礼制大备,后代用之者虽小有损益,但都没有超过它的范围。这正是礼俗(当然包括交际礼俗)迅猛发展、地盘不断扩大的反映。许多礼俗的制度化,缩小了其与礼制的差距,这也正是唐以后交际礼仪的一大特点。
作为礼俗,家礼在唐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唐宪宗时,郑庆余采用当代士庶中流行的吉凶书仪之式,杂以当时家人常行之礼,写成《书仪》两卷,开拓了礼俗领域,甚至冲击到皇宫内院。宪宗以其婚礼中有冥婚一则,谓不合嘉礼的传统、诏令删改。此后,段成式在《西阳杂俎》中以礼异的名目、记载了当时的许多礼俗,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五代时,刘岳在郑庆余《书仪》的基础上,又写了一本《书仪》,所书之事多出鄙俚,其婚礼中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说,虽被某些人视为不经之言,但却广为流传,连公卿之家也颇遵用之。
上述诸书言“礼”,均包括交际礼俗,如刘岳《书仪》记女坐婿鞍合髻的婚姻交际礼仪。
宋元交际礼仪渗透进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从承载礼仪信息媒体的广泛性来看,又是以前列朝列代无法比拟的。当代交际礼仪的相当部分、均可在宋元时期找到原型。如果隐去这些礼仪的时代性,与当今简直没有两样。例如婚恋、宴席、亲朋平时拜访等礼仪。
从全局看,当代交际礼仪的传统格局宋元时期已经形成。宋元交际礼仪之所以如此发达、完备、成熟,是时代、社会发展的结果。
首先,社会越向前推进,分工越精细——人们常说三百六十行、其实何止此数!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都有与之相宜的交际礼俗。宋元时期,商业和百工伎艺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传统贱视工、商文化思想挤压下,商业和百工伎艺从业人员以官职之名作为自己的敬称、美称,自己瞧得起自己。
随着商业和百工伎艺的发展,宋元城市文明空前繁荣,于是产生了宋人交际中的讳“村”礼俗:凡是粗俗、恶劣的事物都叫“村”。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云:“避‘村’名,犹甚于避庙讳,……盖都中人以外人为‘村’,故讳之。”所以,交际礼仪与社会发展同步。
其次,社会愈向前发展,组织日益严密,相应的礼制必然产生,反作用于生活就会使某些交际礼仪更加巩固和深入人心,同时也会刺激新礼仪产生,不断完善和充实交际礼仪系统。例如宋元婚恋交际礼仪非常严密:从事情的提起到结婚后娘家“暖房”,步步有“礼”,事事有“仪”。另外,宋元交际礼仪被打上浓重的时代文化印记。如上所述,当时工商业发展,人们普遍重利,重俗世生活享受,影响所及全社会、交际礼仪叠生。例如称谓礼仪除了以官职称呼外,还有以长辈或兄长称、男女爱恋中的昵称,上对下的爱称、谦称等,其中已见当代意识。
宋元时代的语言,是近代汉语中承古启今的重要环节。它和唐人语言有相承关系,和现代汉语又有更多的渊源关系。不少宋元流行的语言,始见于唐代。至于宋元语言与现代汉语的渊源关系,由于时代较近,就更为密切,很多宋元语言直到现在仍然流行或保留于某些方言之中。那么,一些宋元时代民间交际礼仪用语、如太医、老官、多谢、烦劳等,就具有贯通唐、宋、今的特质。
宋元交际礼仪与六朝相比,前者的发展成熟,后者的粗疏简率、相去甚远。交际礼制作用于社会带有强制性,对交际者是一种外在的压力;交际礼制作用于人们,其力量是内趋的、自发的,这种力量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亦如此,是其他力量不能取代的。历代统治者倡导移风易俗,也是客观上看到这种力量的多向效应的结果。因此,从交际礼仪一隅看社会,其不但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的一把尺度,对于中国交际礼仪全面形成的宋元时代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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