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3日,在哈尔滨市第四十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我被批准加入共青团,成为我们班唯一的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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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批从通江校升入四十中的学生,因为通江校是小学“戴帽”成为初中的,到了正规的中学里,总显得有点低人一等。虽然谁也没公开说过这些话,但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原来四十中的老师和学生对我们都有点看不上,好像他们才是正规部队,我们都是杂牌军。
我们这批学生里,团员数量少,在学校红卫兵委员会里,我们这批学生占的比例也很少。开个运动会,名次排在前面的也总是原来四十中的学生。而我们在心里也始终不服,一直憋着一口气在努力。
去年年底的征文比赛,我们从通江校来的学生总算露了一次脸,我们班的我和宗敏都得了一等奖,一共10个一等奖,而且我的文章张贴在最前面。经过一年多时间,学校开始逐渐认识到,这批“戴帽”上初中的学生也不那么差,各种活动中我们的身影也渐渐多了起来。这次发展团员,就是第一次从我们这批学生中发展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这些“戴帽”学生终于被“正规军”接受啦。
1973年的春天,我在哈尔滨市四十中学高中班级的担子更重了。
先是班里唯一的共青团员、班长,女同学宗敏转学走了。我正式接任班长兼红卫兵分队长(班级的红卫兵组织叫分队),第一次在一个地方成为“组织”和“行政”兼任的“一把手”。不久后体育委员王国祥又退学了,据说是去大庆干临时工去了。当时因为毕业就下乡,所以“读书无用”的思想很流行,我们班还有个男生叫刘树斌的也退学干临时工去了。王国祥走后,我又临时兼起了体育委员,每天喊口令站队,组织体育活动,组织外出劳动等忙得不亦乐乎。我向老师建议让王建勇担任体育委员,可他刚上来还不太放得开,我还得帮他一起管。
到四十中一年多了,我的职务从学习委员、副班长到班长,任务越来越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环境的压力,我感觉班级工作开始慢慢有了些起色。
在学习上,我在班级始终是排在前面的,对数理化还是喜欢不起来,但每次应付考试的成绩还可以。语文、政治肯定是全班成绩最好的,每次作文都是“范文”。加强体育锻炼后,我的身体素质明显提高,组织班级同学参加运动会的同时,我自己也直接报名参加中长跑,而且第一次在学校运动会上取得了800米第三名,得到了一支铅笔的奖品。参加课外劳动,学工学农活动,我都是走在前面。可以说,我的各方面表现都得到老师同学的一致好评,做到了本身过硬。
进高中一年来,因为班级问题比较多,我又管不明白,所以干脆管好自己算啦。谁调皮谁捣蛋,任他去,我学我的,我锻炼我的,我行我素。这样一来,在男生中也算特立独行,但也有点“曲高和寡”。担任班长后,责任实在是推不出去了,我也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和团结同学们。我们班的女生一向比较平稳,只是不太活跃,主要淘气和表演的都是男生,那时候男女生之间基本没有任何来往,连话都不说。所以只要把男生团结好,班级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我的前座是尹国江,后座是王建勇,他们跟我个人关系都非常好,而他们在男生中人缘都很好,国江和建勇经常领一些同学到我家来玩,翻看我家的书报,我也抓住时机对他们进行正面引导。我还经常跟同学们一起去游泳、打球,通过这些活动,我跟同学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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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团后,明显感觉到班级里同学们受到了触动和鼓舞,好像看到了方向和希望。同学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而且一些同学开始主动接近我,找我一起上学,到我家来玩,跟我主动交流思想。我也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几个月后,在我的努力下,班级里又发展了王建平、刘承文等几名团员,积极分子的队伍更是迅速扩大,很多同学写了入团申请书,参加听团课,开始努力学习,在各项活动中都踊跃参加,积极表现。
此后一年多里,学校组织了很多活动,如学工、学农、校内校外劳动、国庆活动、运动会、篮球赛等,我们班的表现都很好。学校组织学生轮流晚上参加护校,我和王建勇最令学校老师满意,连我们班要下乡劳动,他们都不想让我们走,专门找我们班主任潘老师去给我们请假。潘老师当然是说什么都不答应,我们俩一个是班长,一个是体育委员,班级下乡劳动我们怎么可以不参加?
1973年,全国各条战线大抓整顿的期间,大学恢复招生后,几年来都是从工农兵中直接推选上学,而今年则是推选之后要进行文化考试。老师同学们都纷纷传言,我们这一届学生可能要推迟一年毕业,明年可能要恢复高考,而且是高中毕业生直接可以参加高考。
对于我来说,上大学就像一个美丽的梦,是多年的憧憬。文革这些年,这个梦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可是现在它好象近在眼前了!6月份的某几天,我们附近的各个中学都做了考场,参加考试的就是今年被推选上学的工农兵学员。很快,我们被正式通知,今年不毕业了,延长一年到明年秋天毕业。按当时实行的“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制度,我们本应在1973年毕业的,这样一来,黑龙江省1973年就没有高中毕业生。
传言似乎在一步一步地开始变为现实。但我们的欣喜没有多久,就被彻底粉碎了。直到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我才有机会重新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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